0537 对屠杀的第一次报复（4/5）

根据达维南特的计算，17世纪的英国，政府每年收入的330万英镑中，仅来自海外贸易的进口税就大约有130万镑，约占39。14%。而光荣革命后，政府得自贸易和国内制造业的收入每年可达200万英镑。同期荷兰公民在战时缴纳给政府的赋税占年收入的比例超过1/3，和平时期的赋税约为年收入的1/4，其中大部分由商人承担。

而同时代的中国情形却不然。估计明末全中国每年总收入为3700万两白银，其中田赋收入在并入许多杂项税目后，总计约银2100万两；役银1000多万两；盐课价值200万两，杂色项目400万两。向长途贩运的大商人和海商主要征收钞关税和番舶抽分(列入杂色项目之内)，分别为34万两和7万两，两项总和仅占全国总收入的%左右，约为帝国来自土地收入的1/90。

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，明代末年，在朝廷官员和士绅阶层的掩护下，国家根本无法从商人集团的发迹中获得更多经济上的好处，因此出面支持对外扩张和贸易掠夺的“决心”和“意志”明显不足。

晚明的几位皇帝对于海上贸易和扩张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。虽然嘉靖时期统治者解除了海禁，海上私人贸易被合法化，但是大明朝廷不但没有形成以国家的名义对外扩张的企图和欲望，而且对于中国海外的贸易势力，也不给予任何支持。

简单来说，大明政府没有从这种海外贸易中获得足够的利益，因此对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则视为麻烦和累赘；虽然西班牙人屠杀了2万5千华人，但毕竟这些华人并不在明朝本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