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百七十九章 谋反案（七）（1/3）

张斐都有心情与王巩、齐济吹牛打屁，可见局势对他已经是非常有利。

李磊也不想再做挣扎。

他也做不了，他哪懂这些道理。

张斐又站起身来，迎着吴天那愤怒的目光，问道：“在今年的一月中旬，你曾派人伏击税警，且杀死三十五名税警，你可承认？”

吴天十分得意地呵呵道：“不错，这的确是我干得，因为之前我就听说，那税务司扬言连草寇的税都不放过，所以我很想见识一下这税务司有甚么手段。

但是令人失望的是，他们的手段，也就是拿钱去诱惑我的人。于是我就将计就计，让我的人假意被他们收买，然后再设伏阻击他们，只可惜，未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”

话说至此，他稍稍一顿，“话又说回来，正是因为首战大胜，以至于我小觑了税务司。事到如今，我也承认，这税警的战斗力是禁军的百倍都不止，倘若那晚我遇到的是禁军，呵呵，即便中计，我依然能够大获全胜。”

张斐道：“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伱这么做，会引来朝廷的围剿？”

吴天冷笑道：“老子早就想反了这软弱无能的鸟朝廷，还会怕这些。”

一阵哗然声响起。

但并非是吴天说漏嘴了，而是他心里也非常清楚，这谋反罪名是逃不掉了，还不如嚣张一点，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恨。

张斐道：“我问完了。”

赵抃又看向李磊。

李磊忙表示没有问题。

他都已经这么说了，那真心不能再为他辩护了。

赵抃点点头，又瞧了眼天色，见正午将近，于是道：“暂时先休庭，下午继续审。”

因为检察院将这三十多个人算成一个案子，所以要等到全部审完之后，再一块宣判。

但吴天谋反的罪名是否坐实，对于后续审理，是极为关键的，因为那些豪绅、财主只是跟吴天有关系，或者说支持吴天对付税务司，他们自己并没有谋反举动，如果吴天的谋反罪名定下，那他们极有可能是协助谋反，对于谋反这种罪名而言，哪怕是协助谋反，等同于谋反啊！

休庭之后，顿时是舆论大噪。

李磊侧耳听去，见无人在讨论吴天的死活，甚至都没有人讨论这个案子，而是都在谈论那“不可缺少的恶”。又向李国忠道：“义父，好像他们都不关心此案了。”

李国忠叹道：“对于我们而言，这是好事啊！”

李磊道：“但如今吴天基本上是逃不掉谋反的罪名，局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啊。”

李国忠道：“那些人想要无罪释放几乎是不可能得，我们也只能奔着谋反罪去打，这尚且还有一丝希望。”

“此子的宣传手段，真是千古难得一见！在这一点上，我与他的差距，就如同他的文章与我的差距一样啊！”

王安石是哈哈笑道。

吕惠卿不明所以，问道：“恩师何出此言？”

王安石道：“这你都还未听明白么，税是不可缺少的恶，而税法是用来限制此恶，你说他的用意是什么？”

吕惠卿这才恍然大悟，“宣传他的法制之法。”

王安石点点头道：“正是如此，并且依我之见，会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啊！”

这百姓最恨什么，绝对是苛捐杂税，当张斐将税定义为“恶”，百姓是肯定赞成的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倘若“法”能够限制此“恶”，那百姓会不会支持“法”？

绝对会举双手双脚来支持“法”的。

这其实还是在宣传“法”，并且胜过之前的一切宣传。

王安石对于此番操作那真是佩服的五服投地，如果这观点深入人心，那么百姓有多么痛恨“税”，就会有多么支持“法”。

真是令人拍案叫绝。

当然，他这么开心，也是因为他非常支持张斐的这个观点。

“不可缺少的恶？”

吕公著是若有所思道：“这与儒家对税的定义有何区别？”

他一时还未转过弯来，还在思索，以前是怎么定义的？

熟读史书的司马光就道：“其实儒家思想并未对此下定义，但是从史书来看，儒家是将税两分，将苛捐杂税视为恶，轻徭薄赋则是视为仁。而张斐是将税定义为恶，无论是苛捐杂税，还是轻徭薄赋。”

文彦博点点头道：“君实言之有理，二者看似相近，但其实是天壤之别。”

吕公著似乎想明白了，但又糊涂了，不禁问道：“那谁更有道理？”

既然二者有区别，就要分高下啊！

司马光抚须道：“其实不在于谁更有道理，而是在于儒法理念的不同。与法相对的就是恶，但是与儒相对的则是善与恶。”

富弼摇摇头道：“君实此言差矣，此法亦非法家，而是法制，法家相对的是恶，但法制可不是。”

文彦博点点头道：“方才张三的一番解释，其实已经讲明此理。也就是关于税法的解释。法家并没有将税定义为恶，而是将逃税、漏税定义为恶。而张三是将‘税’定义为恶，此二者亦是天壤之别。法家相对的是人，而法制相对是。”

话说至此，他突然意识到什么，旋即闭口不言。

一旁听着刘述忙问道：“文公，是什么？”

文彦博、富弼他们默契地相视一眼，均是抚须不语。

司马光就比较耿直，直接道：“是权力。”

刘述面色一惊，但很快就明白够来。

张斐一直强调，将“恶”束缚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此“恶”为何能够挣脱束缚，根据牛顿定律，背后肯定是有一个力在推动此“恶”去冲破束缚。

官场中是没有什么地心引力的，官场中就只有一个力，那就是“权力”。

那么再回过头来看，束缚的也就是权力。

吕公著又问道：“二者孰优孰劣？”

“？？？”

几个当代最聪明的人，不禁也是面面相觑。

文彦博抚须道：“其实二者所追求的结果，可能都是轻徭薄赋，只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样。”

他还是认为此与二者的理念有着莫大的关系，在儒家系统中，君主是核心，故此是以规劝君主为主，若不分善恶，又如何去规劝君主，总不能劝君主行小恶，勿施大恶。

在儒家体系中，所有的人和事，都是有对立面的，对错，善恶，君臣，父子。

故而，苛捐杂税是为恶，轻徭薄赋是为仁。

法制之法则不同，它的理念是捍卫正当权益，在这个理念下，收税就是一种恶，收税绝对有侵犯个人正当权益，但这又是必要的，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恶，因为他本身就能将恶给束缚住。

但束缚住的结果，多半还就是轻徭薄赋。

这跟法家之法是极为不同，法家之法并非是强调束缚恶，而是强调逾越者为恶。

在法家之下，税是可以无限膨胀的，这不是恶，但若你不交税，这就是恶。

但是在法制之法下，税本身就是恶，必须得束缚住，不能无限膨胀，必须得小心谨慎。

法家和法制，行为其实是类似的，只是对“恶”的定义不同。